极其低调谨慎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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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何家成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医生家庭。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当工人。
1978年，他考入南京大学经济系。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团委书记的选举，他就通过游说，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让自己顺利当选。
1981年，他又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了经济学硕士。
何家成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戴园晨教授。与现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等经济界、政界名流同门。
即使在优秀的同学之间，何家成的成绩也堪称出色：硕士期间数学免修。
1984年9月，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莫干山会议吸引了张维迎、田源等上百名中青年经济学者，包括马上研究生毕业的何家成和他的同学华生等。
在这次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等问题，中青年经济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在会上，何家成和华生等人共同提出了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们的这一次“集体发声”，为19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并最终成为政策措施。由此开启了价格改革双轨制的历史，何家成也因此成名。
价格双轨制在多年之后仍然受到尊重，2011年，凭借“价格双轨制论”，华生、何家成等人获得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在莫干山会议崭露头角后，何家成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比较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前途一片光明。
何家成善于学习和探索，他又攻读了社科院的在职经济学博士学位，继续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破解之道。
何家成在经济领域确有真才实学，1986年，何家成与华生等人合写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并因此获得了当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何家成与华生等人在文中提出的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的观点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为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国资委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持。
1986年，何家成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学者”称号，作为杰出人才，他被社科院破格直接升为副研究员。
随后，何家成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经济组工作，1987年当选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1987年——1989年，何家成在中办下属副部级智囊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综合局副局长，年仅31岁！
这个机构负责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提供决策。当时赵紫阳经常给研究室出题。
1989年后这个智囊机构被撤销，当年同伴精英华生、冯仑、田源、张少杰等人或弃政从教，或下海经商。而并无深厚背景的何家成虽也遭遇艰难，却凭着个人才干和政治上精明谨慎一路走了下来。
斩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让何家成与国企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在物资部、内贸部、央企等单位任职，他的工作和研究领域一直与国企有关，“经历了国企改革和发展的研究者、经营者、管理者的角色转变”。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选全国青联常委。
1995年，内贸部决定组建中国华星集团。何家成也从内贸部政策体制法规司司长调至华星集团，担任董事长、总裁兼党委书记，当时他才39岁。
何家成行事低调，在廉政方面尤为注重。他非常遵守组织程序，对一些重大决策，他还会先跟信赖的班子成员打好招呼，开会时他再主导会议进程，求同存异，避免争议。
1998年5月，中央任命何家成为内贸局副局长。
在此期间，何家成继续保持着此前做学问、做研究的习惯，不断就国企改革和发展发表看法和文章，不仅受到业内好评，不少建议也被中央采纳。
2000年2000年，内贸局撤销并入商务部，作为被撤并的部门负责人，何家成被任命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他在此岗位上9年多的时间，主要是读书学习、走访领导、写写文章。
2009年9月，何家成被调任为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三所国家级的干部培训基地之一，主要承担省部级、司局级和处级公务员的培训。
2013年3月，何家成升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学院常务工作，被明确为正部长级。
何家成就任常务副院长后，对上呈中央的报告和建议极其重视。
有一次，他在撰写报告时生了重病，但还是带领下属坚持完成了报告。而中央高层对他也颇为器重，可以说，扮演中央智囊的角色，贯穿着何家成的整个仕途。
何家成的才干和能力为众人所熟知，“他思路清晰，办事有效率。”
他做事撰文，非常细致。一篇即使只有几百字的文章，他也要反复修改，连标点符号和“的地得”都要使用到位。
即使成为单位领导，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均由其牵头组织起草，且每次都是他亲力亲为。因为长期加班，何家成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何家成和人交往相处像个读书人，说话非常客气，没有一点官架子，在行政学院的口碑很好。他对上级领导都按照他在中办养成的习惯直呼其名、以同志称呼，对下属也直接叫名字。
何家成对生活环境要求很严，他的办公室不能有任何灰尘和异味。
但何家成也很谨慎。在私生活上，何家成也始终有意地与人保有距离，在一些人与其工作和生活不再有关联后，他会完全断绝与他们的往来，“他身边的亲信和朋友，从来不超过五六个人”。
他对下属的要求也极其严苛，始终维持着公事公办的距离，几乎不讲人情。当某位下属落难时，想找他走关系，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何家成也极少与媒体有接触，为数不多的采访中何家成谈论的都是公司治理与改革。
何家成从不在公共场合抽高价香烟，也不会在办公室和家中摆放显眼的昂贵物品，他总是穿着没有任何商标的衣服。
网上公布的一组照片中，何家成在接待考察、会见外宾的多个正式场合，穿的都是一双黑布白底布鞋，即使上身穿西服打领带也不例外。
谨小慎微，是何家成给人的深刻印象。
他的一位同事因为违纪多分了一套住房而失去了升迁到副部级的机会，对此，何家成说：“铺张浪费、泡妞是不是问题？当然是问题，但没有证据就上不了台面，但任何违纪的小事，把柄一抓一个准，任何辩解都没用，要从中吸取教训。”
何家成的一位老下属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了一些人，被人写匿名告状信。何家成对此十分愤怒，专门把这位下属叫到办公室严厉批评。
他说：你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要得罪人太多。你就是赚10个亿、100个亿，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但是，中纪委和部纪检组收到的每一封告状信，都让你和我政治上失分，政治上不但你自己被动，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我重用了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声誉。
何家成特别注意遵守组织程序和避免法律风险。
只要是他主持的工作，任何涉及人财物的处置事项，都要开会集体研究，并形成书面的会议决议。最终印发的文件都由他反复审改、仔细酌定。重大合同，都由律师认真把关。
在严格按程序办事方面，他绝对做到了表面上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而实质性、关键性的决策都在会前做好了部署，会议讨论只是完成走程序的形式。
何家成没有什么强硬的政治后台，但以他的精明能干，一向深得领导的喜欢。
而1989年离开中办之后，他却一改当年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状态，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经济问题洞若观火，也非常清楚某些弊端，但他的立场明显有所转向。
他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精髓，比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进行了深刻领会，并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试图从马列原著中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
有人总结何家成政治上的精明和小心，一是行事低调，二是尽量不树政敌，三是尽量不接触、不得罪任何无关的部属，四是注意与过去的下属和利益无关者完全切割，五是特别注重按程序办事，六是法律风险意识极强。
10月11日，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消息证实，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传出后，很多人表示难以相信：“这么低调温和的学者，也涉及贪腐？”有人扼腕唏嘘：“太可惜了！”
这位曾经的青年经济学才俊，至此失去了继续为国家经济改革献计献策的机会。
在许多人眼里，这位正部级高官非常平易近人。他穿着朴素，勤奋刻苦，每一步晋升都靠自己奋斗。谁也没想到，何家成能和贪腐画上等号。
可就是这么一个对下属严苛，对自己要求严格，看起来颇有原则的一个人，却深陷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的污泥圈子。
通报中称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收受礼金；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
这个私人会所，指的就是赵晋的“京城顶级豪宅”缘溪堂。而他的女儿女婿也在赵晋的公司“吃空饷”多年。
据说，何家成与赵少麟是通家之好，赵晋称呼何家成为“干爹”。
2016年12月2日，宁波市中院开庭审理何家成受贿一案。法院审理认定：何家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710万元。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退缴了全部赃款赃物，检举揭发了多人违法犯罪问题线索，依法可予从宽处罚。
2017年2月28日，宁波市中院以受贿罪判处何家成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虽然，何家成一直谨慎小心，严于律已，极端低调，“与一些飞扬跋扈的官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何家成的一位下属说，他绝对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了追求政治前途他已经超脱了对物质的追求，是“值得崇敬的”。
但何家成仍然逃脱不了体制内平民出身的能干官员的悲剧——越是能干、权力就越大，诱惑也越多，“高处不胜寒”，很容易触犯法律法规，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不得善终。
这既是何家成们的悲剧，又何尝不是社会建设的悲剧？如何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让人才不再“倒下”，值得我们深思。